我这里指的4，5线城市指的是经济比较弱的地级市、或者县级市，县域以及乡镇市场。
逆世界：1线城市的商业逻辑在这里都是颠倒的‘
从地级市到县域、乡镇及农村市场是个“逆世界”。但这并不意味着4，5线城市市场好做，恰恰相反，大家很难打入这个市场也是有原因的。
在1、2线核心城市的商业经验，在这个市场完全颠覆，翻转。用核心城市的干法去干农村市场是完全错误的。这也是很难做到这个市场的主要原因。
1、消费密度低
1线城市的城市化程度决定了，商业供给密度很高，同时消费密度也很高。而面对农村市场，用户消费密度很低。几乎差了一个数量级。一个佐证，到了这类城市，4S店的铺设度已经远没有那么全了。
消费密度低意味着服务成本高，在单位面积内没有足够的需求支撑一个渠道的建立。因此，核心企业要去核算，我过去这个小城市的挣钱效率，自建渠道落地成本、物业、人才招聘、融入当地、运营成本都非常高。
2、人才获取难
大城市的人才虹吸效应，留在4，5线城市的人才密度也是低的。基于自营体系，外派人才去小城市的难度不用多说。而本地招聘也是难上加难，找到后的管理、培训成本依然很高。
更何况，你在大城市的快节奏，根本适应不了当地午休三小时。对于大部分城市，学习当地方言这门外语也不比拿个英语四级容易多少。
3、营销问题
如果你想在这类城市应用《定位》、4P、广告案等等市场营销理论。那么对不起，残酷的现实会告诉你，花上百万做的广告案，不如丈母娘的妹妹家里儿子的小舅子他哥的一句推荐管用。
嗯，小心，特劳特的棺材板压不住了。是的，这是个熟人社会，大街上随便碰辆车，不出三个人都能攀上关系。
小城经济里的崛起的“伪中产阶级”
我们再看看这个市场。这三年的变化是非常快的。
北京郊区，我每年都会去几趟，感受这个变化非常明显。三年前那里的农村家庭很少有汽车，有的也是奥拓、夏利这类二手车居多，但这两年家家户户都有车。像河北廊坊、保定等雄安经济圈的农村，比北京郊区的要好很多。
如果再往南走，江浙一代的4，5线城市，温州、义乌、金华，遍地都是50万以上的高档车，地方经济非常发达，人均收入高。超过了当地的省会城市。
总结下来，这个市场产生了一批“伪中产阶级”，这里的“伪”不是贬义词，而是一个相对概念，是相对真正的中产阶级定义，小城青年算不上，但是看消费指数和生活幸福指数，却比大城市的真中产阶级要好很多。
1、可支配收入高
北京、上海人均收入1万的公司白领，买不起房，月月到月底吃土，可支配收入为0。小城市人均收入5千，但是每月可支配收入达2000以上。
为什么？小城青年生活半径小，吃住生活成本非常便宜。月工资除了2000的基本生活费外，全是净收入，可支配收入。更重要的是，这批小城青年不用当房奴啊，亲！
2、消费同步
不得不感谢互联网，让世界变平。尤其是智能手机普及，让全国城市信息是同步的。看看快手、抖音的普及甚至都是从小城镇市场先普及开的。
而适应这个市场的消费型产品，也纷纷出现，比如，小米、VIVO、OPPO。而在车的消费上，国产自主品牌汽车，这类新国货出现也充分放大了车消费市场。结婚、面子、攀比等心理驱动下，这类小城青年的新车采购几乎是大于买房的刚需。因此，汽车金融拉低买车门槛后，对市场放大效应更大。
这个市场有多大？4，5线城市人口基数应该在6、7个亿。最重要的是，这是个快速增量市场。
港人治港的经验在这里很适用
回到商业的现实，如此巨大的增量市场，却并不好啃。很多做4、5线市场的企业反馈的“渠道难”、“转化难”、“获客难”问题也是横亘在商业落地上的大山，如何破？
我们要换个视角来看这个问题。
渠道下沉难：渠道为什么需要下沉？渠道的目的是分销，为什么需要自己下沉渠道呢？在4、5线市场，消费密度非常低，在单位面积内没有足够的需求支撑一个渠道的建立。人才也难招聘。
那么渠道如何建设？和当地的渠道合作，赋能他。
用这个视角，过去自营渠道下沉难的问题全部不存在，自建渠道落地成本、物业、人才招聘、融入当地、运营成本都非常高。而这些成本对于本地渠道来说，他们已经具备，再扩展一块业务的边际成本很低，而对于自营渠道这些落地成本都非常高。而本地渠道商缺乏的正是你具备的，所以，和本地渠道商合作，赋能他。
诚然，本地渠道商有很多问题，要清楚在4、5线城市的商业目的是，打赢周边竞争商家，而不是打赢你一线城市的队伍做对比。
因此，和渠道建设的干法就是邓小平处理香港问题的伟大创新“港人治港”。在“港人治港”的模式下，渠道建设成本、营销成本都降到恐怖低的程度。而核心企业的职能就是赋能好本地渠道。核心企业做好赋能工作，是搭台者；本地渠道商做好落地销售、经营问题，是唱戏者。
